金贝街捐款修路帮助低保户的企业家被判无期，四川高院称其严重危害社会

撰文| 巫英蛟刘虎金贝街

近期爆火的公安局长杨绍文。网易新闻截图

2018年7月至2025年4月担任四川省内江市政府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的杨绍文，近期因“抓捕因拒拿7500万给其拍宣传剧的退休功勋警察”事件爆火。而正在四川高院申诉的一起问题“涉黑”案，亦被指由其亲自担纲。

扫黑风暴下的“猎物”

问：你所谓的李中全是黑社会大哥是什么意思?

答：李中全就是一个黑社会的组织者、领导者。

问：你是否有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事实?

答：我有，我是参与了李中全组织、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。

问：你是否愿意认罪认罚?

答：我愿意认罪认罚。

问：你在李中全组织、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地位?

答：我认为我只是李中全黑社会组织的一般参与者。

从部分案卷笔录来看，这些被定性为“黑社会成员”的人似乎个个都是“法律通”，对“黑社会性质组织”“一般参与者”等专业法律概念张口就来，且态度“端正”，纷纷表示认罪认罚。这样的“标准化”供述不免令人心生疑问。

2021年7月，四川内江市资中县民营企业家李中全突然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。随后，检方公诉指控他系“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”主犯，并叠加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、寻衅滋事、敲诈勒索等十余项罪名。2024年6月，案件终审落定，李中全被判处无期徒刑，个人全部财产遭没收。

围绕本案的诸多核心事实、关键证据及办案程序，社会上一直存在严重争议。大量村民、公司员工、出庭证人及辩护人纷纷提出质疑：这场高调推进的审判，究竟是在惩治真实存在的黑恶犯罪，还是在为政法系统“扫黑除恶”KPI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？

李中全，1973年生，出身资中县普通农家，上世纪90年代靠小本生意起家。2000年以后，他逐步将产业扩展至贸易、建筑、工程承包等领域，名下资中县广汇食品肉类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广汇公司”）、资中县逸腾贸易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逸腾公司”）等企业曾为当地提供上百个就业岗位，依法纳税数千万，并参与多项地方工程建设。

案发前的李中全。受访者提供

根据多份村民联名信记载，自2008年至2019年间，李中全曾多次出资支持家乡公益事业：个人捐资修缮村路，出资帮助村小学建校舍，设立困难户救助基金，帮助不少低保家庭渡过难关。然而，2021年“扫黑除恶常态化”督导在四川展开后，李中全突然成为地方政法系统重点“猎捕”对象。

同年7月，时任内江市公安局局长杨绍文亲自挂帅，成立专案组开始大规模抓捕行动，李中全及张彬、张军等26人被迅速控制。

内江市检察院指控称：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李中全纠集并带领张彬、张军、姜海军（已死亡）、饶峻福（已死亡）等人多次实施暴力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，在资中县逐步形成“恶名”，并借此网罗社会闲散人员，通过非法手段牟取经济利益，最终发展为一个“以李中全为组织者、领导者、以雄厚经济实力支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”。

检方着重指控了一起发生在1997年的命案，认为这桩旧案奠定了李中全在资中县的“社会大哥”地位。《起诉书》称：1997年11月30日下午，李中全与姜海军受人之托前往资中县公民镇调解纠纷，尽管当天纠纷并未升级，但当晚的一场饭局却演变成致命悲剧。

据一审《刑事判决书》认定，当晚李中全等人在楠木寺聚餐时，易贵兵、王勇等人乘出租车赶来找他。饭后，李中全驾车载着易贵兵、姜海军及出租车司机刘吉明返回资中。行至楠木寺“周在和餐馆”时，餐馆内人声嘈杂，他们便临时停车查看。李中全率先进入餐馆，姜海军和易贵兵紧随其后。

内江市检察院。巫英蛟摄

根据控方的指控，餐馆内，张军（被害人，与另一起被指控案件被告人张军同名）正在酒后失态。李中全上前质问，双方发生争执。张军突然出手，扇了李中全一耳光。李中全随即怒喊：“给我弄！”话音刚落，姜海军便掏出随身携带的火药枪，朝张军头部开枪，张军当场倒地。

随后几人仓促离开，途中李中全还责备姜海军不该朝头部开枪。张军因颅脑重伤，经抢救无效于次日身亡。法医鉴定认定其系火药枪击中头部致死。案发当晚，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并对李中全、姜海军发出《通缉令》。李中全逃往上海等地藏匿多年，姜海军则辗转逃至新疆，最终于1999年3月2日被发现死于米泉市（原昌吉回族自治州下辖县级市，2007年与乌鲁木齐市东山区合并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）一间出租屋内。

案发后，李中全曾定期向姜海军家属支付生活费，每月400至600元不等，直至其儿子成年。检方认为，这一行为系“安抚和维系组织成员”的手段。

2023年3月，内江中院一审以“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”及故意伤害、敲诈勒索、强迫交易等13项罪名数罪并罚，判处李中全无期徒刑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
自相矛盾的“重启枪案”核心证据

李中全的无期之判，完全建立在二十多年前的那起命案之上。故意伤害张军致死一事，是李中全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依据。

这起跨越二十余年的枪击案，法院的裁判是否真正“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”？从多份证据材料来看，法院在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上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。

“矛盾之处未获合理解释，有利证据未被重视，关键事实以推断代替查证。”律师吴丹红的辩护意见认为，整个案件定罪的根基金贝街，正是一个高度存疑的核心情节：李中全是否曾口头指使姜海军开枪？

法院认定，李中全在案发现场喊出“给我弄”，并以此作为他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关键证据。但多份现场证据却指向相反方向：1998年3月16日的讯问笔录中，李中全明确表示，自己“尚未反应过来枪就响了，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”；与事发现场仅两米之隔的证人牛斌在询问笔录中同样证实，李中全在被张军掌掴后“没有还手、没有骂人、也没有任何喊话”；另一名证人龙华仙也表示，案发当晚未曾听见任何喊话。

吴丹红律师指出，这些证言与李中全本人供述相互印证，足以证明其并无任何口头指令或动作。一审、二审庭审过程中，这些证据均被重点出示，但判决书对此却只字未提。

内江市中院。巫英蛟摄

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出庭作证的王建明确表示，其庭前笔录中“听到给我弄”的内容并非本人陈述，而是由办案人员写入，其原话是“不晓得他喊了没有哦，因为大家都在摆，我记不清楚啥了。”然而法院却以“王建未作合理解释”为由，认定庭前笔录更具可信度，将王建的当庭陈述完全否定。

吴丹红律师认为：“无论庭前还是庭审现场，王建都没有承认过听到‘给我弄’，这是客观事实。但法院却故意无视、曲解这一点。”

至于唯一声称“听见喊话”的宋永祥，其证言更显脆弱：他并不在案发现场，且案发当年司法机关并未采信其证言作为定案依据。被告人一方质疑：“当年搜集的所有证据都认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何以用二十多年后早已模糊的记忆证词来推翻彼时结论？”

除了“喊话”争议，法院还认定李中全与姜海军存在“共同故意”。吴丹红律师反驳称：李中全与张军之间并无过节，甚至素未谋面；与姜海军也只是普通朋友关系。李中全多次供述自己完全不知姜海军携带枪支，无论1998年的讯问笔录还是2022年的再审笔录，口径始终一致。但法院却以“应当知道”为依据认定其共谋，却无法提供任何直接证据。

更令人困惑的是，判决书一方面认定李中全“事后责骂姜海军”，另一方面又无视这一行为本身否定共谋的含义，径直将他定性为“共犯”。李中全表示，案发后自己与姜海军再无任何联络，也没有任何串谋证据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李中全早在2002年就已进入司法处理程序。当年他主动自首并配合侦查，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，资中县检察院因“证据不足”，建议警方撤回移送起诉，案件至此终结。按照《刑事赔偿司法解释》和《刑法》第88条第一款相关规定，这类已撤回起诉且超过追诉时效的案件原则上不得再次追诉，除非存在故意逃避侦查等情形。但李中全在此期间既未潜逃，也无干扰司法之举。重启追诉程序，显然背离了司法终结原则。

2002年，李中全故意伤害案因“证据不足”被资中县公安局撤案。受访者提供

然而，二审法院却据称援引“2000年公安机关曾以故意杀人罪批捕，李中全再度潜逃”为理由，认定其不受追诉时效限制。问题在于，这一“关键事实”在庭审中既未公开出示证据，也未经过当庭质证，却凭空写入判决书，程序严重违法令人瞠目。

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“排除一切合理怀疑”。辩护人认为，本案恰恰处处充满合理怀疑——从“喊话”真伪，到“共谋”逻辑，再到“追诉”程序，无一被排除。

时任副县长出庭作证的屠宰场故事

“纵观本案，公诉逻辑是以一桩二十几年前的陈年旧案为引线，通过一连串模糊不清的证言及企业行为的重新定性，将李中全等人整体归入‘黑社会性质组织’犯罪范畴，最后再罗织一系列罪名，使其配得上黑社会身份。”辩护律师吴丹红指出，在所有被指控的罪证中，水南镇生猪屠宰市场“强迫交易”案，堪称事实认定错误最严重的一部分。

法院认定：1995年，李中全与张彬在四川资中县水南镇李五沟村合伙开设生猪屠宰场。为争夺猪源，两人指使手下殴打、恐吓猪贩，强行拦截前往其他屠宰点的货源，并将生猪押往自家屠宰场宰杀，由此逐步积累起“恶名”和地头势力。

2004年8月，李中全通过“打招呼”、逼退竞争者的方式，以120万元价格取得水南镇生猪定点屠宰经营权。随后，他被指控要求张彬向镇内猪肉摊贩“统一打招呼”，强制要求只能在其控制的屠宰场宰猪，不得引入外地白条肉。

为立规矩，张彬先后处罚两名拒绝服从的摊贩邱远国、李永川：没收其全部外地猪肉货品，并禁止其采购屠宰场出品的猪肉，致使两人无肉可卖被迫停业。据指控，镇内40余名猪肉摊贩被迫缴纳每人1万元以上屠宰费，合计金额高达380余万元。

公诉方还称，2007年至2018年，李中全通过对屠宰市场的控制累计非法获利1630余万元。其间，福元肉类食品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福元公司”）因无法突破李中全的“市场壁垒”，一直无法在水南镇正常开展屠宰业务。

然而，李中全、张彬、张军等多名被告人在庭审中均明确表示，他们从未拦截猪贩或争抢猪源，猪贩完全有权自由选择屠宰场，经营活动并未受到限制。

涉案屠宰场早已关闭多年。巫英蛟摄

辩护律师指出，法院所依据的证据主要是刘玲、刘伟、甘代友等几份内容高度雷同的笔录。“这种表述整齐划一，不合生活经验逻辑，明显存在模板化问题。”他认为，李中全并未垄断资中县生猪屠宰和销售市场，所谓“强迫交易”的事实根本不成立。

根据多名证人回忆，公安机关要求摊贩到公安局“配合调查”，如果不按办案人员要求作笔录，就不许离开。“这些内幕是证人们在我们调查取证时亲口告诉的。”吴丹红称，“后来内江公安又去威胁这些证人，说如果不听话，就会把他们从被害人变成被告人。”

事实上，早在2004年，生猪屠宰权就由资中县政府组织公开竞拍，以规范市场、推动定点屠宰场建设。李中全中标后，按政府要求投入六七百万元建设屠宰设施。包括张义国、余常君等原屠宰户在内的业内人士均认可，中标者需向原屠宰户支付合理补偿，李中全也确实多年持续补偿相关人员，且过程中无人提出异议，更无人称受到“强迫退出”。

所谓“禁止外地猪肉流入市场”以及“强迫摊贩只能在其屠宰场宰杀生猪”的指控，与当时行业惯例严重背离。律师在法庭上称，李中全取得水南镇唯一合法屠宰权后，屠户选择其屠宰，本就是延续了长期存在的区域划分习惯。部分屠户反映屠宰费略高，但这是政府拍卖屠宰权、统一市场管理的直接结果，与个人行为无关。李中全和张彬均明确供述，外地合法来源的猪肉并未被禁止流入市场。

关于2012年福元公司需向广汇公司支付每头生猪60元补偿款的指控，辩方强调这并不存在强迫行为。2011年国家对屠宰行业启动升级改造政策，福元公司主动提出与广汇、常宏两家B级资质公司合作，由资中县政府牵头协调。由于广汇公司等的屠宰权尚未到期，补偿机制系三方协商结果。时任副县长李勇亦出庭证实：这是福元公司主动提议，政府认可后召集三方形成合作方案，并明确要求不得因此抬高猪肉价格。

二审期间，多名证人重新出具证明材料，卜勋禄、贺贤城、汪林、卜兴文等人均明确表示，李中全、张彬在生猪屠宰期间从未强迫收取任何费用，也不认识所谓“同伙”周绿金、易贵兵等人。

更严重的是，多名出庭证人当庭揭露，自己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内容根本不是本人陈述，而是侦查人员代写。王建、魏忠成均称，办案人员存在诱导、威胁行为，甚至部分证人不识字，却在笔录中称“具备阅读能力”。

内江市公安局。巫英蛟摄

例如，证人李万明在2023年11月15日的讯问笔录中明确表示自己“识字不多、眼力不好”，只能依赖侦查人员宣读后签字。然而，在2022年2月17日的另一份笔录中，却写着“我有阅读笔录的能力”，“以上笔录我看过，与我所述相符”。字迹歪斜，内容完整，显然与其文化水平不符。

“这类疑点并非孤例，而是广泛存在于一审采信的关键证据中。”吴丹红律师指出，“即便如此多的证人出庭推翻庭前笔录、揭露侦查机关违法取证，二审法院仍然选择采信庭前笔录，完全忽视当庭作证的澄清，导致案件事实被严重扭曲。”

吴丹红强调，这种证据采信的重大偏差直接导致案件事实被错误认定，从而错误地将李中全定性为构成“强迫交易罪”。

遭“背刺”的认罪认罚者

李中全的亲属认为，本案的指控逻辑，是将原本毫无关联的不同时期案件、不同被告人及个别偶发事件强行拼凑到一起，统一认定为“组织犯罪”。甚至连二三十年前已经定罪量刑、处理完毕的旧案也被重新翻出“凑数”，制造出所谓同时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“四大特征”的假象，最终让李中全及所有被告人都背上“黑社会成员”的罪名，导致二十六个家庭遭受重创，妻离子散。

“从庭审调查来看，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，对李中全存在刑讯逼供、指供、诱供。”李中全亲属称，辩护人已多次向公诉人和法院提供刑讯逼供的线索，但公诉机关从未履行举证责任去证明讯问合法性，“公安机关甚至连同步录音录像都无法出示，借口说设备坏了。”

更为严重的是，对其他被告人的庭审发问中也发现，许多笔录中指认李中全的有罪供述并非本人陈述，而是侦查人员自行写入。

“虽然不少被告人签了认罪认罚协议，但他们真的理解自己是‘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’吗？显然不是。”辩护律师吴丹红称，许多被告人当庭表示，因长期羁押、只希望尽快结束，才被迫签字。例如——

王东林:我不认可加入黑社会，公安的人说认罪认罚就不追究涉黑刑罚。

法庭:为什么认可参加黑社会?

吕川:不知道有黑社会组织存在，我就是该坐牢就坐牢，坐完了就可以早点回家。

曾全安:“无论朋友还是员工安排的事情都必须照办”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出现在笔录上的。我没说过。

法庭:为何认罪认罚?

曾全安:办案单位说强迫交易没关系，你总要认一个，关久了不认怎么行呢?法院判有黑社会组织罪你的罪名才会成立，不判就就不会。所以我认罪认罚了。

官正祥:李中全从未指使过我做违法犯罪的事情，有事也从未向李中全汇报。

法庭:为何认罪认罚?

官正祥:我孩子还小，法院怎么判我就怎么认。

张选彬:我和李中全根本就不认识，也从未见过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成了黑社会组织成员。不认罪也没办法，家里也有老有小。因为是国家的法律，我辩解也没用，只能认最认罚。

认罪认罚的张彬和邱茂则在整个庭审过程避重就轻，拒绝回答律师的提问。

“更荒诞的是，几名‘排名靠前’的被告人在被起诉前，检察院承诺：只要认罪认罚，就不会被作为黑社会骨干成员起诉，因为相关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，已过追诉时效。”吴丹红说，这些人因此配合检方作出不利于李中全的“证言”。“结果案件到法院后，检察机关出尔反尔，又把他们起诉为黑社会组织骨干成员。”

吴丹红律师认为，这些被告人其实并不清楚、也不认为自己加入过什么黑社会组织，更不知道所谓“黑社会性质组织罪”对他们及家庭将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。

“这个案子和《以法之名》里万海被迫认罪认罚很像。”李中全的亲属认为：从所有指控内容来看，李中全既没有与社会、政府对立的行为，也未曾意图非法控制行业。《起诉书》中的其他被告人大多也只是普通打工人，如何能构成“严重危害社会”的黑社会组织？

“恰恰相反，李中全长期扎根家乡，为地方经济和民生作出了大量实实在在的贡献，根本不是指控所称‘欺压、残害百姓’的黑社会头目。”

众多曾经的屠宰场商户、村民纷纷出具请愿书。受访者提供

自上世纪90年代创业以来，李中全通过广汇公司、逸腾公司等企业为资中本地提供了上百个就业岗位，创造了数千万税收，承接了多项基础建设工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长期热心公益，出资修缮村路、支持乡村小学建设、设立困难户救助基金，十余年从未间断，这些善行在当地广为流传。

案发后，四百余名村民、公司员工及低保户签署联名信并录制视频，力证李中全“为人和气、乐于助人，做事诚实、真心待人”，从未有欺压百姓或称霸一方的行为。村民们尤其提到，他多次捐款捐物、资助贫困学生、修路修房，是乡里公认的善人。大量联名信中，百姓一致呼吁法院慎重裁判，勿错判一位多年行善的企业家。

“李中全早年即使有犯罪记录，但难道这就意味着他终身不能重新做人？”吴丹红律师反问，“本案的定性，恰恰是将李中全创业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生硬拼接，把早已处理完毕的旧案翻炒成罪名，不仅缺乏事实连贯性，也违反刑法‘罪责自负’的基本原则。”

更令人痛心的是，李中全企业里的普通员工也一并被打上“黑社会成员”的标签。这种牵连式、整齐划一的指控，不仅违背司法理性，也让大量无辜者遭受沉重打击。

2024年6月，四川高院作出终审判决：李中全犯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敲诈勒索罪、强迫交易罪、寻衅滋事罪、开设赌场罪、串通投标罪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、虚开发票罪、赌博罪、催收非法债务罪、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、伪造印章罪、非法持有枪支罪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全部财产。